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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——
一个在家常年负责做饭的老母亲，通常是勤劳、贤惠的象征。
但如果，一个女性长期被困在“做饭”的角色里，而没有其它价值来源，
那么她就有可能会利用这个角色来掌控厨房，掌控食物分配，掌控家人的饮食方式，以此获得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
从而导致家人在“吃饭”这件事上，处处受到控制和限制，失去原本的自由与乐趣。
事态严重的，还可能会引发厨房里的权力斗争和餐桌矛盾。
关于这一点，我的同事大森深有体会。
从大森记事起，母亲就是家中厨房里固定不变的“掌勺人”：
展开剩余90%未退休时，她每天下班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准备晚餐；
退休后，她更是每天定时定点地蹲守厨房，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。
未退休时，她每天下班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准备晚餐；
退休后，她更是每天定时定点地蹲守厨房，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。
但她并不享受下厨的过程，经常会在厨房抱怨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。
且母亲做饭有一个特点，喜欢“一锅煮”：
不管是蔬菜瓜果，还是鸡鸭鱼肉，统统混在一起煮，煮熟便上桌。
由于没有任何烹饪技巧，饭菜的口感自然也不咋地。
可母亲偏偏又对节俭有执念，餐餐都会“分配任务”，要求家人把饭菜吃光；
如果实在吃不完，她就会在下一餐将新菜旧菜混在一锅继续煮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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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回，大森抱着体贴母亲、改善伙食的心态，提议让母亲歇息，由他负责买菜做饭。
母亲不乐意——
大森刚从外面买菜回来，她就抢着把菜拎进厨房，准备用她熟悉的方式进行一锅煮。
大森不得不将母亲从厨房“请”了出去，并强调他想亲自动手，让母亲在外面坐着等吃就好了。
结果母亲却浑身不自在——
每隔三五分钟就找借口溜进厨房，对大森的洗菜、切菜和炒菜方式指指点点，就差没抢过锅铲亲自掌勺了。
饭菜上桌后，大森吃着感觉还行，至少有点原本的菜味，而不是混煮串味了。
但母亲却一顿差评，抱怨大森青菜油放多了，猪肉炒得太干太硬了，嚼不动……
大森听取了母亲的反馈，并于次日购买食材，炖了一锅关东煮。
“肉质松软，味道鲜美，这回妈妈该满意了吧。”他心里想着。
结果母亲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两口，便以“吃不惯”为由，放下碗筷回房间了。
母亲的反应挫败了大森下厨的积极性。
而后顺理成章地，她又重新恢复了“掌勺人”的身份，继续一锅煮的固定菜式。
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大森都无法理解：
母亲明明不享受下厨的过程，为什么却对做饭如此执着？
直到学习心理学以后，他才逐渐意识到：
母亲从年轻到年老，一直将自己固定在厨房里——
一边抱怨这是“吃力不讨好的活”，却又不允许别人替她完成这件事。
这一切，其实是缘于母亲内心深处对掌控感的依赖。
她通过掌控厨房、掌控食物、掌控家人的饮食方式，来获得一种存在感和安全感。
这种掌控，不是出于对下厨的热爱，而是出于一种“我必须在场”的执念——
她害怕自己一旦离开厨房，就会失去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力，甚至被边缘化。
而“一锅煮”这种看似随意的烹饪方式，不仅仅是对食物的处理方式，
也反映了母亲一种生活态度，反映了她内心深处对混乱和失控的抗拒：
将所有食材混在一起煮熟，她就不用面对选择和判断，更不用承担失控的风险；
哪怕味道不好，但至少是她熟悉的、可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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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大森抱着体贴母亲的心态，代替母亲下厨时，
母亲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，而是被剥夺——
她的反应不仅仅是对新烹饪方式的不满，更是对“失控”的恐惧，
她不断溜进厨房指手画脚，其实是在试图重新夺回对厨房的控制权。
她对大森做的饭菜进行批评，象征性地吃了两口就放下碗筷，
那既是一种对新食物的拒绝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——
她无法接受自己不再是那个“家里唯一能做饭的人”，更无法接受儿子可能比她更适合下厨。
她害怕失去自己的“掌勺人”身份，害怕价值被否定，害怕自己不再被需要。
她真正抗拒的——
不是儿子的体贴与反哺，也不是新烹饪方式带来新的食物口感；
而是她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被替代，以及自我存在价值的丧失。
透过心理学角度，大森其实能够理解：
母亲这种通过做饭来获得价值感和掌控感的行为，很可能跟她的成长经历有关。
在原生家庭中，母亲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有5个弟弟妹妹。
她的父母常年在外忙碌，于是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，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她头上。
由于长期缺乏被看见、被关心、被理解的机会，她只能通过照顾家人来获得价值感。
但这种照顾，又带着强烈的匮乏和控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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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做饭这件事——
她并不享受下厨，但又害怕失去在家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，从而形成一种“强迫性付出”。
而一旦家人表现出“不想吃”、“想自己动手做饭”时，
她就会陷入失控的恐慌，想方设法让家人吃她准备的饭菜，阻止家人自己动手做饭。
当真正理解母亲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以后，大森内心充满了矛盾：
一方面——
他作为儿子，并不想跟母亲争夺“掌勺人”的角色，给母亲制造心理的恐慌；
但另一方面——
母亲对厨房强势的掌控欲，确实很影响全家的饮食质量，甚至有时还会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。
特别是在大森结婚以后，母亲依然充当着家中“掌勺人”的角色，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。
但大森妻子来自不同家庭，饮食习惯不一样，根本吃不惯母亲这种一锅煮的固定菜式。
一开始，妻子会礼貌性地吃几口，后来实在吃不下了，便自己下厨煮别的菜吃。
在一般家庭里，这可能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。
但大森母亲却无法接受——
她将媳妇的“不吃”和“亲自下厨”，视为对她固定“掌勺人”身份的挑战与剥夺。
于是她经常在大森面前抱怨媳妇饮食挑剔，浪费食物，并以“吃不惯”为由，拒绝吃媳妇煮的一切食物。
这一度令大森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在咨询室里，大森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探讨母亲的一系列行为动机，尝试为家庭中越演越烈的“婆媳矛盾”寻求一个出口。
咨询师告诉他：
“你的母亲并不是坏人，她只是被困在了自己的心理结构中。
她的行为背后，是孤独、无助、对控制的渴望，以及对关系的渴望。
她需要被看见、被接纳，而不是被指责和纠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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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将母亲从固化的心理结构中解放出来，大森后来做第一步就是：
坚定且温和地拒绝母亲的“强迫性付出”，将她从固化的“照顾者”角色中解放出来。
他知道母亲已经将自己未被实现的自我价值，都寄托在了厨房这个象征性的空间里，不愿轻易将“掌勺人”的角色交付出去。
所以他在跟妻子商量过后，选择了从家里搬出去，让自己先从“被照顾者”的角色中抽身出来。
当他刚向母亲宣布这个决定时，母亲陷入了失落与恐慌，害怕儿子有一天彻底不需要她了。
为了挽留儿子，她开始每天买卤味和炸鸡，那是她过去一直反对大森吃的“垃圾食品”。
大森看穿了母亲的意图，并坚定且温和地回应母亲：
“妈妈，谢谢您还记得我爱吃这些，但天天吃确实也不健康。
您放心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以后想吃什么都会自己买/自己做，绝不会让自己饿肚子。”
后来真正搬出去以后，大森和妻子正式开启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自由生活。
同时他也会经常发信息问候母亲，努力让母亲感受到：
即便不再是一个天天蹲守厨房的“照顾者”，她跟儿子的联结还在，爱也还在。
奇妙的是，自从大森和妻子搬出去以后，他的父亲似乎也获得了某种心理的解放：
他开始经常带着妻子外出下馆子，品尝各种美食，既解放了妻子的双手，也解放了味蕾的自由。
写在最后
或许，这不仅仅是大森母亲的故事；
同时也是千千万万终日在厨房劳碌，却始终不被看见、不被理解的老母亲们共同的故事。
她们可能从小就生活在一种“必须付出”的环境中——
无论是为了家庭、为了孩子，还是为了维持某种稳定的状态，她们自觉承担起了“照顾者”的角色。
这种角色一旦形成，就很难被打破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，更是一种心理认同。
大森与母亲的分离——
表面上是对母亲持续照顾和付出的拒绝，实际上却是对母亲自我存在价值的成全。
因为在一个家庭中——
爱不应该是一种任务，更不应该是一种控制，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。
而在做饭这件事上，它更是一种允许自己选择做与不做的权利，一种允许家人选择吃与不吃的自由。
相信未来某一天，大森的母亲能够发现并体验到，厨房之外，还有更广阔的世界。
而她，并不需要刻意付出些什么，也依然能够是一个被爱、被理解和被接纳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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